蒋奇明&李雪琴跨界联手,《新片》惊艳四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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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《飞行家》的困境:当东北文学遇上商业转型的双重迷失
在2025年东京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亮相的《飞行家》,无疑是一部承载多重期待的作品。导演鹏飞与作家双雪涛的联手,本应是文艺片与东北文学的美妙邂逅,最终却呈现为一次充满争议的改编实践。这部电影不仅关乎艺术与商业的抉择,更折射出当代中国电影产业中“东北文艺复兴”浪潮面临的核心困境。
## 改编的悖论:从文学性到商业性的断裂
《飞行家》对双雪涛原著的改编,本质上是一次彻底的解构与重建。原著中那种渗透骨髓的“失落与沧桑”,那种对东北下岗潮历史的深刻反思,在电影中被置换为“普通人坚持梦想”的励志叙事。这种转变绝非偶然,它反映了当下中国电影市场对“正能量”叙事的内在需求。
然而问题在于,当影片剥离了原著的历史背景与社会脉络,人物的挣扎便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根基。下岗潮不仅是时间背景,更是理解人物行为逻辑的关键密码。电影试图用密集的配乐和情绪渲染来填补这一空缺,结果却导致了影评所指出的“假性激昂”——一种缺乏实质内容的情感空转。
这种改编困境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改编电影的普遍难题:如何在保留文学深度与追求商业成功之间找到平衡点?《飞行家》的选择明显偏向了后者,但这种偏向是否必要,又是否成功,值得深入商榷。
## “东北文艺复兴”的岔路口
《飞行家》的出现,将“东北文艺复兴”这一文化现象推向了关键的岔路口。过去几年,以双雪涛、班宇、郑执为代表的东北作家,通过文学作品重建了一种关于东北的叙事——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东北,更是历史记忆与情感结构上的东北。他们的作品成功地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交织,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景观。
然而,当这些作品进入影视化流程,却面临着不可避免的“稀释”过程。《飞行家》试图在深沉的文艺片与纯商业大片之间开辟“中小型商业片”的第三条道路,这一尝试本身具有创新意义。但影评指出,这种尝试付出了抛弃原著“文学性”和“作者性”的代价,使得作品失去了独特的辨识度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,影评中提到观众对同类题材可能已出现“审美疲劳”。这实际上指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:当“东北叙事”被简化为一种可复制的类型元素,而非真实的历史反思,它的文化生命力还能持续多久?
## 导演转型的得与失
鹏飞导演从《又见奈良》到《飞行家》的风格转变,标志着他从作者电影向商业电影的明确转向。这种转向本身无可厚非,电影史上有无数导演成功游走于艺术与商业之间。但问题在于,转型过程中是否保留了导演独特的作者印记?
从影评来看,鹏飞在此过程中似乎迷失了自己的优势。《又见奈良》中那种细腻的文化观察与情感把握,在《飞行家》中被程式化的叙事所取代。室内搭景的架空感,人物关系的功能化,都显示出导演在驾驭商业类型片时的生疏。
这种生疏不仅是个人的,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艺术片导演转型商业片的普遍困境。长期以来,中国电影产业缺乏成熟的中间地带——介于纯艺术片与大型商业片之间的“优质中等制作”,这使得导演们在转型时往往缺乏可借鉴的成功模式。
## 表演的困境与性别视角的缺失
影片的表演层面同样反映了整体创作的矛盾。职业演员蒋奇明的“模式化表演”与非职业演员李雪琴的“自然反应”形成了有趣对比。但这种对比本身也暴露了影片在表演指导上的不一致。
更值得深思的是对李雪琴角色的批评——一个“非常男性视角的理想化‘贤内助’”。这一评价揭示了当下中国商业电影中女性角色塑造的普遍问题。即使在试图创新的作品中,传统的性别观念仍然无意识地渗透其中,限制了角色的深度与独立性。
## “双雪涛宇宙”的野望与陷阱
董子健在片中饰演庄德增所带来的“双雪涛宇宙”彩蛋,暗示了打造个人作品电影宇宙的野心。这一尝试在中国电影中尚属少见,体现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。
然而,这种“宇宙化”的尝试也隐藏着风险。当文学作品的影视化过度强调互联互通,是否会导致单个作品的独立性受损?更为关键的是,如果改编都像《飞行家》这样剥离历史背景与社会反思,那么所谓的“宇宙”是否只会成为一个空有角色关联、却无精神内核的商业噱头?
## 结语:在艺术与商业的夹缝中
《飞行家》的案例,揭示了中国电影产业在特定发展阶段面临的结构性矛盾。它既想抓住“东北文艺复兴”的文化红利,又试图满足商业市场的普遍需求;既想保留文学IP的独特质感,又希望打造通俗易懂的类型叙事。
最终,这种试图两面讨好的策略,可能导致的是双重迷失——既失去了原著的文学深度,又未能实现商业上的完全成功。这部电影的困境提醒我们,中国电影需要的不是在艺术与商业之间做简单取舍,而是找到真正融合二者的创新路径。
《飞行家》或许不是一次成功的实验,但它所暴露的问题,却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思考资源。在文学改编蔚然成风的当下,如何尊重文学本质的同时实现电影语言的创新,如何平衡作者表达与观众期待,依然是摆在中国电影人面前的核心课题。